民国时期的上海，确是造就艺术英才之所在，许多书画大家都是在这里开创崛起、发展创造并走向成熟。今天我们提到的白蕉就是一例典型。
 
　　白蕉本姓何， 1907年出生于上海金山县张堰镇，16岁时告别故乡来到繁华的上海市区求学。虽然他考入的是上海英语专修学校，但出身书香门第的他，由于受其父亲何宪纯诗文、书法、医道、音律等传统文化方面的熏陶，早就对书画显示出偏爱。此时他已将欧阳询、虞世南、钟繇等晋唐名家的艺术精华纳于笔下，书法有了些名气。他就像一颗饱满的种子落到上海这块肥田沃土上，迅速地将艺术的根须扎在这里。1923年结识徐悲鸿对白蕉一生艺事的促进是很大的。当然，白蕉在诗文、书画方面有着他自己的理解与追求。他以诗书与郭晴湖相往还，与高逸鸿、唐云等组织“天风书画社”，与邓散木合办“杯水书画展”，与钱君匋书印相酬，与孙雪泥、贺天健、钱瘦铁、沈迈士、江寒汀等去苏州觅诗写生……可以说，白蕉虽未享得沈尹默那样的地位和名气，但他对艺术的淬炼与收获都不逊色于沈尹默。他真诚地追随在沈尹默的帖学大旗下，为书法的挽救、普及和复兴默默无闻地奉献着热情和心血。

　　一般而言，书画家多长寿，但白蕉只活了63岁。其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，但与他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。作为一位有责任感、思想入世的诗人、艺术家，他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时代赋予他的激情、忧苦、喜悦和辛酸，可谓心与时代风潮共沉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白蕉焕发出高度的创作热情，曾于上海解放一周年纪念日凌晨书写自作诗12首。但他的人生并未从此风平浪静地推进。1957年，一顶“右派”的大帽子戴在他的头上。他一边挨批斗，一边还在为上海解放10周年赋诗作书，为国庆10周年自作自书了《颂人民公社》诗等。1961年，他摘掉了“右派”帽子，旋即积极地投入到“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”组织的一系列工作，并以毛主席诗词为内容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。1966年文革开始，白蕉又被拉出来批斗。这次他没能熬过漫长的十年浩劫，三年后不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。而此时的林散之才刚刚开始他的草书生涯，高二适则因“兰亭论辩”赢得了声名……只有白蕉画上了句号，以一个艺术家黄金般的年龄与84岁的唐醉石、76岁的刘孟伉和88岁的马公愚同年走向了艺术人生的终点。

　　白蕉诗书画印俱佳，功力精湛，自言诗第一、书第二、画第三，印未道及。关于他的书法，沙孟海在《白蕉题兰杂稿卷跋》中云：“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，行草相间，寝馈山阴，深见功夫。造次颠沛，驰不失范，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。”陈振濂评道：“白蕉专攻行书，在‘二王’一系中登峰造极，也有咫尺千里之势。但他的细微妙处却更越前辈一头……他的高度，已成为回归‘二王’时代举世公认的高度。”下面我们将结合白蕉的一帧行书扇面（见  图）来具体直观地欣赏一下他书法中展现的艺术魅力。

　　白蕉的这帧扇面为纸本，纵9.5厘米，横51厘米，上面白蕉录自作诗两首（其中“千古英雄乱棘”后应是漏掉了一个字），书写时间是1947年秋天。受书者翁运凡于1944年在上海愚园路东南书画社师从白蕉学习书法，1988年曾撰《白蕉二三事》一文发表在《团结报》上。他评这帧扇面“有‘二王’及欧阳率更风味，美妙多姿，功力之深，不用赘言”。不过这里我们仍要对这件作品赘言几句，但愿能窥一斑而见全豹。
上世纪40年代，白蕉多次在上海举办个人书画展。他那笔秀逸渊雅的行书颇得人们的青睐，有人推许他是写王字的“当今第一”。这帧扇面即是白蕉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，书体、书风都代表了他一个时期所达到的高度。此作徜徉在晋韵与唐法之间，用笔明快清新，集“二王”一系笔法之所长；点画婉转清隽，筋骨内含；结体以纵取势，意在褚遂良和董其昌之间；章法安排巧夺天工，整体看去，和谐宽绰，各得其所。久视之，扇上各字似掌中珠玑信手撒落开去，发散而出，令人目不暇接。白蕉书法很注意动与静的表现，如他评包世臣的草书用笔“一路翻滚，大是卖膏药好汉表演花拳模样”，是说包氏用笔缺乏“静”的功夫。同时他还强调“动”的魅力，曾言：“作字要有活气，官止而神行，如丝竹方罢，而余音袅袅……佳人不言而光华照人。”在这件作品中，除了“二王”那种平淡冲和、优游恬适、温雅超逸的气息外，白蕉还展现了一种俊拔英锐之气，在竖、撇、捺笔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有论者言：“与他（白蕉）同时代的号称‘二王’嫡系的名家中，邓散木失之于气浊，沈尹默失之于势平，潘伯鹰失之于拘谨，马公愚则显得束缚重重，未敢稍越雷池。”虽有扬此抑彼之嫌，但在此作中，像“气浊”、“势平”、“拘谨”和“束缚重重”这些倾向是很难找到的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得“二王”神髓的有力佐证。

　　白蕉（1907—1969），原姓何，后改白姓，名馥（一说治法），字远香，号旭如，别署复生、复翁、云间、济庐等。上海金山人。曾执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为上海画院画师。著有《云间谈艺录》、《济庐诗词》、《书法十讲》、《书法学习讲话》、《客去录》等。